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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春，乾隆皇帝从北京启程南下，目标是江苏、浙江一带。
銮驾尚未出京，沿途州县已经忙了数月：道路要修整，桥梁要加固，行宫要清点，河道要疏通，负责警戒的兵丁也必须提前到位。
一次南巡，表面上是皇帝出行，实际上却牵动了朝廷各部门和数十个州县。
乾隆一生六次南巡，分别发生在1751年、1757年、1762年、1765年、1780年和1784年。
南巡并非临时起意，日期一旦确定，朝廷往往提前一年筹办。
通常由亲王总理行营事务，再配备向导、统领及各路办事官员，先行踏勘路线。
勘察并不只是看看道路是否通畅。
沿途的里程、桥梁、渡口、行宫、营盘、名胜以及州县交界，都要绘图登记，汇总后呈送宫中。
哪里适合驻跸，哪里能够扎营，哪里需要改道，均要有明确安排。
乾隆每到一地，还会看到有关地理沿革、古迹人物、地方风俗的资料。
这类准备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。
乾隆南巡并不满足于一路观景，他要巡视河工，察看漕运，也要接触江南士绅和百姓。
江南是清王朝财赋重地，地方富庶，文风兴盛，如何让这里的官员、士绅感受到皇权临近，便成为南巡的重要目的之一。
道路准备最费人力。
陆路每日大约行进五六十里，水路则可达八九十里。
从京师到杭州，往返路程超过五千里，沿线要分设站次，修葺行宫。
没有固定行宫的地方，就搭建黄布城、帐房和临时营盘，供皇帝、王公大臣、侍卫以及众多随从使用。
地方迎驾也有严格规矩。
州县交界处要立木牌坊，标明两地名称；
道路需洒水除尘，石桥、石道要铺设黄土或毡垫，码头也要提前整治。
表面看是礼仪，实质上还包括安全检查，避免道路塌陷、桥面拥挤或人群失控。
警戒工作更不能疏忽。
兵部会从八旗精锐中挑选护卫，地方督抚、将军和驻防官员则负责沿途清道。
捕快要携带锁链等器具，严格控制靠近銮驾的人群。
有人想拦路递呈文书、当面求见，往往会被视为冲撞仪仗。
地方官私下说得很直接：“接驾不是看热闹，先要保证万无一失。
” 水路南巡的规模尤其惊人。
为避免御舟行进受阻，漕船、盐船往往提前疏散，相关河段不得任由船只随意停泊。
整个船队前后相接，多达千艘上下，御前大臣、侍卫、军机处、内阁和兵部官员各有船只，后面还跟着轿舆、仪仗和乐器船。
乾隆乘坐的御舟有“安福舻”“翔凤艇”等名目，纤夫数量庞大，分班轮换。
河岸上的支流、桥头、村口，则要设置围站，派兵驻守。
沿河官员还要随时报告水情、船情和民情。
若遇风雨、浅滩或桥梁狭窄，船队必须调整次序，不能只顾行进速度。
有意思的是，南巡恰逢春耕时节，朝廷并未要求沿途百姓完全停止耕作，灌溉和田间劳作原则上仍可照常进行。
但銮驾经过时，男子必须回避，妇女可以在规定范围内观看。
地方官还要安排乡老、生员等在指定地点迎驾，年高者则穿着赏赐的服装跪迎。
这些安排既是礼制，也是秩序展示。
乾隆南巡时，随行人员约有两千五百人，真正承担护卫、传令、驿站、船务和后勤的人数还要更多。
每到一处，地方官不但要接待皇帝，还要安置大批随员，供应粮草、车马和燃料。
南巡的费用因此层层增加。
户部拨款只是账面支出，地方修路、建行宫、整治河道、临时征调民夫所造成的耗费，很难全部呈现在同一份账册里。
乾隆把南巡与西北用兵并称为一生两件大事，前者依靠军事，后者则更多依靠巡察、赏赐和笼络。
但这套庞大工程高度依赖国力。
乾隆六次南巡，声势一次比一次铺张，地方负担也随之加重。
到了嘉庆以后，清廷财政状况已明显不同，即便皇帝仍有南下意愿，也很难再承担如此规模的道路、船队、护卫和接待。
由此，乾隆南巡不仅是一场皇帝出行，更是一套由中央命令、地方执行、军政护卫和财政供应共同维系的国家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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